全方位呈现中国县域教育图景，林小英专著《县中的孩子》出版

2020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7243所，占比51%；县中在校生1468.4万人，占比59%，县中及其学生的数量均已占据半壁江山。

县中容纳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学生，曾经屡创佳绩，如今却成为亟待振兴与帮扶的对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在中产阶层的育儿焦虑被不断放大、教育竞赛愈演愈烈的当下，县中的孩子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教育需求时常被忽略。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城镇化的进程、教育政策等诸多因素，如此复杂又急迫的现实促使我们直面县域教育的痛点，思考县域教育生态失衡的原因以及破局之道。

近日，由雅理图书、世纪文景共同出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副教授专著《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出版。本书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写就，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中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民族志，全方位呈现了中国县域教育图景。

(相关资料图)

从“县中辉煌”到“县中塌陷”，

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尽管如今“县中塌陷”成为舆论热议的“老大难”问题，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教育也曾经辉煌过，无论是高考升学率还是办学质量，县中都曾涌现一批成绩领先于大中城市高中的优秀学子，甚至有城市的孩子到县域高中就读的情况发生。彼时，“县中现象”令人瞩目，县中也成为诸多乡村学子改变命运、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主要渠道。

进入2000年，县中风光不再，由于地方政府对教育规律的认知误区、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体制以及跨区域的生源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学日趋衰败，也挫伤了许多普通民众对儿女教育和家庭未来的信心。县域的教育生态亦被破坏，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在作者林小英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当县域与地区间的学校不断上演着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与师资争夺，导致了校际差异，也使得退守县中的孩子成为“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孩子，但他们的命运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教育是人类社会最具奠基性的领域之一，县域教育作为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版图当中的末端和基层，它应当奉行怎样的规律与制度？它将如何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重新定位？它又该如何扎根于本地的社会情境，回应当地民众朴素的教育需求？

在不同跑道上起跑：

从“村小的孩子”到“县中的孩子”

林小英将县中的孩子归结为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这两个成长阶段则分别对应了两次重大筛选。从“消失的村小”到“没落的县中”，县域的孩子们在不同跑道上起跑，面临着怎样的生存之困与学习之难？

书中把生活困难的学生总结为四类: 家庭不健全；经济极困难、路途很遥远、长辈需照顾。这些孩子在拼尽全力进入高中后，面对升学压力、朋辈压力、社会差距和认知成长等因素，使得他们所承受的生存之困被加倍放大。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县域接受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对学校的需求，不单是提供升学预备的知识，更是培育情感和培养技能。对于这些伤痕累累的孩子来说，家庭或许无法为他们提供避难的港湾，那么学校是否可以成为他们心灵的庇护所？

而在学习方面，县域的孩子还面临着从“被淘汰”到“被放弃”的两度筛选。村小的孩子是在人生第一个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因为“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了城镇念书了”。县中的孩子则是经历了人生第二个重大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因为“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留下来的孩子也并未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他们和他们的家长早已明白：“起步阶段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人到终局更是遥不可及”。

局内人的极限拉扯：

摇摆不定的教师、两难处境中的家长、疲于奔命的校长

在教育场域内的各方博弈中，还有三类局内人也在困惑与挣扎中艰难前行。

对于教育事业来说，教师是办好学校的根基。县域教师普遍反映的问题是“工作量与工资、职称不匹配”，即压力大、工资低、没激励。县域教师内部存在着两种现象：奋发的教师与优秀的生源一样出走，不奋发的教师则就地“躺平”。教师的职业自尊与自我实现无法得到满足，亦不能安心在县中或村小扎根，更无法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而在师生之外，另一个重要角色便是家长。可以说，县域学生的背后有三类家长：其一是顺其自然的“无奈放手型”，其二是举全家之力的“全面保护型”，其三是处于两者之间，相对有限督促、有限监督和有限投入型。对于绝大多数县域内的家长而言，孩子的去与留，是在衡量现有的资源后做出的现实取舍。在“分数为王”的竞争法则下，家长的择校行为，亦是出于为孩子寻找相对优势的心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文化场域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教养方式，也和自身的局限与惯习息息相关。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作为学校安全的负责人、教育事务的管理者和扶贫干部的校长，需要肩负起“正事”与“杂事”两大类事务。所谓“正事”即“教书育人”，是校长们“最想干的事”；所谓“杂事”，主要由县域行政系统对校长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所催生，占据了大多数时间。县域学校的校长们多为本地人，不仅要以发展家乡教育为己任，还要作为政府体制的末端而负责。他们管理着学校内部的“钱”“人”“事”，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精耕细作，“用每个人通过多年的实践生发出来的智慧滋养着当地教育”。县域教育改进的建议和行动的方案，或许就在他们身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副教授

通过这本田野扎实、内容丰富的《县中的孩子》，林小英带领读者一起思考县域教育如何破局的同时，亦指出教育不是经济，基础教育更不应该只用经济逻辑来度量和验证。对教育的评价也应当回归到“好的教育”要指向的两个根本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即“何为美好的个人生活”“何为共同体的美好社会”，以此为自身最本质的内在质询。她认为县域教育应当回归教育的原点，尊重教育常识，遵守教育规律，回归本真的教育。县域教育的破局，应着眼于本地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紧盯着从外部竞争中胜出，要协调县域内部各主体的利益和资源，充分调动各方改善和发展教育的积极性，重新点燃当地民众对教育的希望。

诚如她在“一席”演讲中所说的，“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