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新冠带走了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学界长者，带走许多我熟悉的、尊敬的前辈。但没想到石昌渝先生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位，他在我记忆中，虽一直是那么瘦削，但精神矍铄，看上去是应该寿享期颐的。不想于阳历岁除之日，惊获他仙去的讣闻，震悼之余，悲不自禁。顾惟自2005年石先生退休，每逢所里有老干部活动，或古代室新年聚会，还是常见到石先生的。相见必有亲切问候，短暂寒暄。他的音容一如既往地慈和，随便聊几句，只是问问近况，或眼下的研究，不及其他。2016年我调离文学所后，就再没有见过他，此刻想起他，仍旧是七十岁前的容颜，謦欬言笑历历在目，十多年同事追随的岁月恍如昨日。

（左起刘扬忠、石昌渝、杨镰，后排张辉、张剑、俞国林）

我从1988年3月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曾在沈玉成、董乃斌、石昌渝、刘扬忠四届室主任麾下工作。这几位前辈学者各有个性风仪，石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有涵养的领导和谨慎的长者。那个时候，上午各自忙完自己的事后，下午经常在室里闲谈，话题也很丰富，不只论学术，也议论时事。石先生通常不谈国事，即便听到不同意见，也只是漫然一笑，不介入争辩。只有一两次我见到他实在不能认同某些先生的迂阔见解，很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时他的态度有点激动，但每逢这种场合，他的意见通常都比较中肯，所以我一直觉得石先生是个洞明世事的学者，无论对学术或时事，都看得很透。这一点在古代室并不寻常，在他的前辈或同辈学者中都不乏让我觉得很迂阔的先生。每到周二上班，都能听到一些先生的冬烘议论，恍然让人觉得他们是从几十年前穿越过来的人，如《桃花源》里的居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石先生明显是很通透的人，我感觉他对什么都看得很透辟。我和他聊天，谈到所内所外的一些现实问题，他往往只是扬起下颌囅然一笑，会心尽在不言中。我能感觉到他的谨慎，这或许与他的身份有关，毕竟他是室主任，在所里也兼有一些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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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事情看得很透的人，通常都宽厚而有涵养。石先生的研究生同学里有一位，为了过去一些不能释怀的旧事，总喜欢在年终述职时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向室里前辈先生也包括石先生质难，而且越说越起劲，占用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石先生一般是不接茬，直到最后那位先生自己说得没趣了收场。我的脾气是很难忍受的，到1999年我担任古代室副主任后，一次又故伎重演，我试图用调侃的方式中止某先生的问难，结果就捅了马蜂窝，从此结下多年的梁子。回过头来反思，深服石先生的涵养和宽厚，以及处事的妥帖。

但石先生绝不是个无原则的学者，相反他绝对是一个能秉公办事、能仗义执言的长者。对一些所务问题，他总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其辞，虚与委蛇。他是七八级留所的研究生中较年长的一位，人又正直，说话自然很有威信。我进所后数年，所里承诺的住房始终没有兑现，我从所里找到院里，概无结果。直到石先生任室副主任，同时担任所分房委员会副主任，为我上下陈辞，反映情况，最终才引起院里的重视，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为此我一直很感激石先生，深感他是个秉公正直的领导，值得信赖的前辈。多年来，他的帮助是我青年时代对中国社科院和文学所深心眷恋的源泉，也是激励我发奋工作的动力。时隔多年，这种感激还持续地温暖着我，每见到他都倍感亲切，一想起他就从心底涌起异常崇敬的情愫。此刻，我最遗憾的就是我从未当面向他表达过这份感情。以我对他的了解，或许他根本就没将这件事放在心里，但这事关生计的无私帮助，确实让一个年轻学者切身体会到自己在集体中的存在感，从此对工作、学术和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我想在这里对石先生说：“永远感谢您的关心和帮助！”希望石先生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前排左起幺书仪、石昌渝、尹恭弘，后排程鹏、扎拉嘎、胡小伟、王永宽）

缘于八十年代初学界青黄不接的现实需要，石先生他们这一届硕士生共有九位留在古代室工作。除了英年早逝的齐天举先生，每一位都在古代文学的不同领域取得了独到的成就。石先生师从刘世德先生，专攻古代小说，他的学术研究最突出地体现了古代室前辈小说研究的传统特色，即从文献学入手，在掌握丰富的小说文献、细勘各种小说版本的基础上，探究古典小说的编撰、流传过程，梳理小说史发展的脉络。石先生的研究从《红楼梦》开始，旁及世情小说《金瓶梅》，再延及讲史小说《水浒传》，逐渐勾勒出古代小说史的框架，写出一部扼要而包含不少独到见解的《中国小说源流论》。同时不懈地搜集、整理小说文献，与刘世德等先生共同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与日本学者矶部彰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在对历代小说的全面研究上最终撰写出《中国小说发展史》这部煌煌大著。石先生的学术经历，不仅承传和光大了古代室前辈精研小说版本、由文献学入手探讨小说艺术和小说史的扎实学风，还在广泛的个案研究上形成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和理论思考，将具体的文献研究成果提升为整体性的小说史建构，最终完成古典小说史的宏大建构。石先生的小说研究，可以说是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室前辈小说研究的传统，一方面又超越前辈学者，开拓了更广阔的学术境界，这也是当代学者不易企及的境界。

（左起石昌渝、刘世德、杨义）

正像刘世德先生评论《中国小说源流论》时说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奠基作，它以时代为经，以题材、风格、类别为纬，论述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将近七十年来，虽然继续出版了多种小说史著作，但都没有超过它的水平。石昌渝的著作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但石先生没有止步于此，从《古本小说丛刊》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从《中国小说源流论》到《中国小说发展史》，他以持续的探索、不懈的努力，对古典小说做了具有总结意义的全面研究，对小说史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已得到海内外学界的一致肯定。但在我的记忆中，石先生始终是很低调的学者，《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和《中国小说发展史》两部大书出版时，好像都没有举行什么发布仪式、研讨会之类的活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三大册，收到他赠书时，还承他客气地说：“请多批评指正。”我哪里有什么能力指正呢，只不过遇到小说文献时，随时翻阅学习罢了。

客岁岁除之日，惊悉石先生讣闻而致唁石雷，得知石先生去世前还嘱她将已题签的《中国小说发展史》寄给我。迨疫情平息，我收到这部沉甸甸的大著，却已人天永隔，不能向石先生致谢，表达我的敬意了。石先生在自序的最后写道：“以一己之力撰写小说全史，也许有点自不量力，压力之大自不必说。从立项到今天完稿，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撰写工作时断时续，但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坚信独自撰述，虽然受到个人条件的很多局限，但至少可以做到个人的小说观念能够贯通全书，各章节能够前后照应，叙事风格能够统一，全书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错误，但总归是一部血脉贯通的作品。现在书稿已成，对此自己也不能完全满意，但限于自己的学识，再加上年迈力衰，也就只能如此交卷了。”这段话，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让感到深深的震撼，我太能体会他那经历长久的勤读苦思，如春蚕吐丝般写出一页页书稿的艰辛。我写《清代诗学史》也已过去二十年，石先生这段话将激励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当我气馁时，看到书柜上这部《中国小说发展史》，就会振奋，并获得力量。

在后记中，石先生在感谢各方人士的帮助之余，特别提到：“爱女石雷不仅在学术上随时与我讨论切磋，而且承担了该项目一切繁杂的事务工作。”前不久在微信上读到石雷怀念父亲的文章，字里行间浸满深情。我想石先生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伯喈有女，能传父学；介甫外孙，已然长成；《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和《中国小说发展史》两部巨著足以寿世，此生夫复何憾？倒是后来人，需要想一想，面对石先生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该如何把小说史研究做得更好？

从接受约稿起草，断断续续已过去两个多月，其间除了应付惯常的教学忙碌，还要对抗新冠、甲流的侵袭。每追怀往事，便如前人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但石先生所希望于我的，一定不是感伤，而是读一读他的小说史。的确，对学者来说，读他的著作就是最好的纪念。我愿有更多的人一起读一读石先生的《中国小说发展史》。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19日，石先生照片除第二张外，均为石雷提供，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