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张智 博鳌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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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绿色”是备受关注的主题。

“2022年是绿色金融发展非常快的一年，在全球绿债发行总量下降的背景下，我国绿色贷款的增长率达到38%，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增长了50%，这都是非常高的速度。”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期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对包括《华夏时报》记者在内的记者表示。

据了解，“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在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对这一目标的支持。我国将发展绿色金融纳入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绿色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银保监会2022年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引导银行业保险业发展绿色金融，有序推进“双碳”工作。

受此利好，绿色金融服务产品正在全国加速落地。

当前，人民银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按照1.75%的利率给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但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承诺对外披露碳排放的贷款余额利率和相应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信息，还要接受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和老百姓的监督。 一些地区先行先试，探索以绿色金融助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的模式；许多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在促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和价值。

不过，绿色经济快速发展之下，部分高碳企业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马骏表示，目前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很多都是高碳企业，他们比较难获得融资，特别是低成本的融资。很多的高碳企业被银行认为是“两高一资”企业，因此贷款很容易被压下。目前的政策对高碳企业缺乏更加精准的分类方式，比如，到底哪些不想转型，永远想高碳下去；哪些想转型，且有技术路径，有足够的意愿，地方政府也愿意帮助，可以变成低碳实现排放的。目前为止因为没有转型金融目录，难以进行这样的细致分类，往往会出现一刀切的做法。

就中国高碳资产在金融业的占比来说，不同地域有高有低，地区差异较大。比如，山西对煤炭的依赖度非常高，跟煤炭相关的产业占到60%，当地的金融业对高碳产业的风险敞口就比较高。对钢铁、水泥、煤电等高碳行业来说，即使企业有很强的低碳转型意愿，有明确的碳中和目标，也未必能够得到金融支持。

马骏认为，转型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回升。未来在转型金融的政策框架之下，应该考虑也推出一个专门支持转型金融的政策工具，也用比较低的成本来支持符合标准的转型的金融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马骏表示，在转型金融制定的过程中应强调要求转型的主题，整个的路径，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进行充分的披露，否则有可能出现假转型的风险。比如，如果没有官方标准，一些项目很容易发生“洗绿”行为。2016年他在牵头起草绿色金融指导意见时就讨论过该问题，目前看到的绿色金融框架里就有专门用来针对“洗绿”的要素，尤其是对绿色活动的界定标准。目前，国内已经有了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项目的官方界定标准。

“未来有了金融的转型目录以后，金融监管总局也需要有相应的配套的政策来督促银行落实转型金融的目录。不少国际上的机构研究以区块链为基础的碳交易的平台，可以把碳会相关的信息做到可诉源，比如，每年产生多少的碳汇量，有哪些被卖掉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放在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信息平台里面，可以做到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点。”马骏表示。

和国际相比，我国绿色金融路径和欧美大相径庭。

马骏介绍，欧美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但我国在16年正式推出的指导意见时，就是七个政府部门牵头的，怎样设定标准，设定披露要求哪里支持，哪些政策应该做的激励讲得清清楚楚，是最典型的自上而下政策框架，因此落实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规模也达到全球影响力的水平。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结构转型的新举措，和欧美模式是逐步融合。当前，欧盟也搞自上而下，从2019年开始设计了官方的标准，强制性推动跟气候相关的披露，某一些领域自上而下的力度甚至超越了我国。同时，我国也在推动自下而上做出努力，让更多的金融机构有一种绿色的动力。比如，通过各种各样设计的要求，各种建设，让越来越多的机构变成绿色。当前，这两条路径在逐步地结合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了中国专业人士的帮助。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